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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威尔加入了世界上极为奇怪、极为与世隔绝的工作场所之一 —美联储委员会。 美联储的委员在设备齐全的办公室里工作， 这些办公室在埃克尔斯大厦里一条长长的走廊上排成一行，靠近宽敞华丽的委员会会议室。虽然在同一幢大楼的同一层工作，但委员们并 不走进彼此的办公室寻求建议或分享想法，讨论是通过委员助理预约 进行的。鲍威尔当委员时的邻居之一是伊丽莎白·杜克，她曾是银行高管，也是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杜克说，她对美联储委员的孤立感感到震惊。“那是我做过的最孤独的工作。”她回忆说。

　　当时的社交气氛很紧张，但鲍威尔成功地融入了其中。这是他生活的主要技能之一。鲍威尔很有魅力，很聪明，甚至还很谦虚，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谦逊幽默。大家都叫他“杰”。他的职业生涯是在美国的权力走廊里度过的，在大政府机构和大财团之间来回穿梭。

　　当时鲍威尔身边都是很有权势的人，他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他在华盛顿特区富裕的郊区长大，就读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然后在华尔街的投资界工作。在那之后，他在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担任高级职位，然后跳槽到一家非常强大的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凯雷集团实力超强，由一群权力巨大的华盛顿内部人士经营，以至于产生了许多阴谋论，比如只有美联储能超越它。离开凯雷集团之后，鲍威尔变得非常富有，并加入了华盛顿的一家智库。作为妥协协议的一部分，他被奥巴马提名为美联储委员。奥巴马还提名了一位自由派人士—哈佛大学教授杰里米·斯坦。

　　鲍威尔于2012年5月来到美联储，当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进入紧张的辩论期。本·伯南克正在推动新一轮规模大得多的量化宽松，但他在委员会内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异议。那年夏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内部辩论显示出对伯南克计划的高度怀疑和彻底反对。在7月下旬的会议期间，大约一半有投票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成员表达了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担忧。伯南克开始努力反对这种不同意见，因为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失业率仍然很高，这时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由于房地产泡沫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这种长期的疲软增长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但伯南克感受到了采取行动并将美联储保持在提振美国经济努力的中心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伯南克推动美联储使用曾经被认为是试验性的，甚至是激进的工具，但现在这些工具是美联储唯一可以支配的工具。

　　鲍威尔上任时，美联储已经使用了两种极为强大的工具。第一种是“前瞻性指引”，即美联储保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鼓励更多的借贷和投机。2012年1月，美联储曾暗示将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保持零利率，这是对该指引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第二种工具是“扭转操作”，这是一个类似量化宽松的债券购买计划，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扭转操作并没有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现金，只是试图通过压低长期国债利率来鼓励更多放贷。 美联储在2011年底推出了一项新的扭转操作，并于2012年延长了该项操作的时间。

　　随着夏季的到来，伯南克需要更多的东西。他求助于最后一个、最强大，也是最具争议的工具：量化宽松。伯南克开始推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新一轮量化宽松，他辩称，新一轮量化宽松可能会实现上一轮未能实现的目标。量化宽松现在已成为一种正常的货币政策工具，甚至在美联储和华尔街有了自己的“昵称”，人们将其简称为 QE。但就在量化宽松正常化之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对量化宽松的反对意见也在不断增加。伯南克面临来自美联储委员和多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阻力。这场愈演愈烈的争端给鲍威尔带来了压力，要求他迅速弄清楚自己的立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 7月、8 月和 9 月的一系列投票中决定美联储和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

　　鲍威尔开始与杜克密切合作 ，后者是对量化宽松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鲍威尔和杜克都是从私人银行和金融领域进入美联储的，所以他们对美联储如何影响对冲基金和银行的现实世界有着一定的敏感性和技术上的理解。似乎正是这种认识让他们对新一轮量化宽松持怀疑态度。杜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反复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她担心，更多的量化宽松只会在金融体系中积累更多风险，而不会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大帮助。她还对美联储似乎没有退出计划深感担忧。量化宽松很容易实施，但很难逆转。量化宽松规模越大，逆转量化宽松就越困难。两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即达拉斯的理查德·费舍尔和里士满的杰弗里·拉克尔强化了杜克的担忧。费舍尔认为量化宽松鼓励了高风险投机和资产泡沫。而拉克尔担心，更多的量化宽松将使美联储更难再次提高利率。

　　鲍威尔在这场辩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是美联储委员。伯南克把精力集中在游说委员支持他的计划上，他想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中和来自脾气暴躁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任何反对意见。杜克回忆说：“这就是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一位委员提出异议……伯南克认为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说他不想出现异议。”

　　当伯南克游说美联储委员时，游说针对的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就是让委员一致支持一种被称为“选项 B”的方案。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召开正式会议时，他们通常会考虑三个政策选项，然后再就其中一个进行投票。这些选项被贴上“A”、“B”和“C”的标签，排列方式正好，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从最热到最冷。选项A通常是最激进的，比如价值1.5 万亿美元的一轮量化宽松，而选项C则非常保守，就像根本不实施量化宽松。选项 B 的结构总是恰到好处。伯南克利用会议间隙制订了一个B方案，既能让委员满意，又能保证他们在会议召开时投赞成票。杜克说：“会议的目标始终是拿出备选方案B。”伯南克愿意接受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一张反对票，但仅此而已。

　　在鲍威尔参加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表现得老练且热情，他投了选项 B。但鲍威尔也暗示，他的想法将更接近杜克的，而不是伯南克的。鲍威尔以一种后来成为习惯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谈到了自己在私人部门的朋友和联系人所说的话。他经常精确而严谨地审视自己的联系人。在一次会议上，像盖洛普民意调查一样，他按百分比分析了他们的回答。在5月的第一次会议上，鲍威尔表示，量化宽松应该作为一种备用工具，一种“作为未来防御武器”的工具。他暗示现在可能不需要这种武器。他的业内熟人说经济增长缓慢，但他不相信这种缓慢会持续到2013年。这一批评并不像会议期间反对量化宽松的其他批评那么尖锐，但这表明鲍威尔的支持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伯南克在会议间隙游说委员很容易，因为委员的办公室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他像政治家一般游说他们，为自己的事业争取支持，并试图孤立可能阻碍他的反对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是公开的，并会被记入史册，但伯南克的私人会议可不是这样，这使得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杜克非常喜欢这些会议，即使她不同意伯南克的观点。她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当伯南克试图说服美联储委员时，她表现得恭敬而明智。她向委员展示自己的研究，并阅读他们提供的研究资料，作为回应她还会出乎意料地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互发电子邮件进行辩论，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争议。杜克作为对象之一很享受这种交流方式。

　　杜克和她的同事对量化宽松并不买账。“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的福利在下降。”她回忆说。这些微小的好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她说：“人们担心的是，如何退出以及怎么停下来。”

　　伯南克游说的秘密武器之一是他的副主席、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珍妮特·耶伦。耶伦是伯南克坚定而令人信服的代理人。她主张广泛扩大美联储的权力。杜克很早就与耶伦关系密切。她们在一次私人晚宴上交谈，并对身为美联储委员所面对的奇怪的孤独和压力表示同情。耶伦开玩笑说，她可能会在埃克尔斯大厦办公室里倒地而死，而在好几天内都没人发现她的尸体。耶伦在强调自己的观点时表现得很友好，甚至是愉快的，但她毫不含糊。

　　耶伦是无限制“量化宽松”最强烈的倡导者，杜克回忆道：“珍妮特非常强硬、非常自信，在推广这一观点方面非常有力。”耶伦和伯南克都很有说服力，他们的论点基于一个简单的观点：面对不确定性，美联储不得不在采取行动方面犯错。伯南克向杜克和其他犹豫不决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推介了这一观点，如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托、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丹尼斯·洛克哈特和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柯薛拉科塔。

　　所有这些游说意味着，当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前往华盛顿投票时，关键的政策决策基本上已经完成。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调整了自己的批评，以免影响未来的投票，或者为可能想要打破常规的美联储委员提供掩护。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舍尔在这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在 7 月下旬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讲，反对伯南克推行越来越深入的干预政策。费舍尔不仅就美联储零利率政策的哲学价值进行了辩论。他还提出了一个具体、详细的案例研究，说明这些政策已经在经济中造成了危险的扭曲。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通过一项名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短短几年时间里，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了三倍多，目的只有一个：鼓励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增加风险更高的债务。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美联储在短短两个月内印出了相当于300年印的钞票。因此将之称为“快钱之王”——通过快速印钱来解决问题。最终美联储发现自己被困住了，印了那么多钱，却没有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是市场开始崩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畅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伦纳德渗透到美国最神秘的机构——美联储，透过一位试图警告众人的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的工作经历，娓娓道来量化宽松如何扭曲资产价格，促使银行和华尔街转向风险更高的公司债务而不是进行投资和研发，最终损害美国经济，加速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将国家的经济稳定置于危险之中并扩大了全球金融风险。这是一份内情报道，揭露美联储跨越红线的决策内情，细数从全球金融风暴到量化宽松的撒钱救市，如何助长高风险投资，扩大收入差距，造成难以衡量的长期金融风险。

　　商业记者，其作品曾刊登在《》《华尔街日报》《财富》《彭博商业周刊》上。他因深刻的报道，多次获得新闻界知名奖项。他曾出版《隐秘帝国：美国工业经济和企业权力的兴衰》，该书荣获：2019年《》畅销书、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度最佳书籍、J．安东尼·卢卡斯WIP奖、2019年NPR最受欢迎的书、2019年《金融时报》/麦肯锡商业图书奖入围决赛、KIRKUS回顾2019年最佳书籍、2019年度《学校图书馆杂志》最佳图书。

　　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浙商资产研究院总经理、浙江工商大学浙商资产管理学院副院长。出版专著《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效率关系研究》，译著《21世纪货币政策》《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极端经济》《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通胀陷阱》《傻钱：社交浪潮与散户革命》。